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的重要法律武器，是国家制定并强制执行的一系列行为规范的总和。它详细列举了哪些行为构成犯罪，以及这些犯罪行为所对应的法律后果。刑法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犯罪，更重要的是通过其威慑与预防作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这个框架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了明确的法律界限，任何触犯刑法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刑法是什么 (一)
贡献者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
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各阶级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并给予犯罪嫌疑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与广义刑法、狭义刑法相联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可区分为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普通刑法指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刑法，实际上即指刑法典。特别刑法指仅适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国，也叫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普通刑法是指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刑法，原则上无论对何人、何事犯罪、在何时、何地均可适用，如刑法典。
特别刑法是指仅适用于特别人、特别事犯罪或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适用的刑法。如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普通刑法与特别刑法的两层含义包括：
1、指称两个独立的法律文件的关系；
2、指称同一法律文件内两个规范之间的关系。
行政刑法制裁的是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行政刑法和行政法处罚某种行为，主要不是因为其具有道德上的恶，而是因为其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因而有害于社会，这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社会管理、运行模式的改变而减弱或消失，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间不具有很大的共通性，如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投机倒把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与刑法的这种划分相对应，从犯罪的角度在理论上也有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划分。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刑法修正案九受贿量刑关于司法解释 (二)
贡献者回答“数额+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 制度 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刑法的修正，每每能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此次人大审法，从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到暴力袭警罪的重罚，都引来关注。而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同样是社会关注多时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贪污犯罪情形重新做出划分：不再具体列出贪污数额，而是分成贪污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而现行刑法中，是按照“10万元”“5万元不满10万元”“5000元不满5万元”“不满5000元”四类贪污数额，分列出刑罚标准。相比之下，这样的具体数额，不合理性显而易见。
比如，河北秦皇岛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光家中就搜出了1.2亿元现金，已经远远超出10万元，但也只能按照10万元来量刑。从公开报道看，因为贪腐5000元或者5万元被处理的官员，也十分罕见。从这个角度看，这一 规定 显然不合时宜甚至难以严格执行。所以，将贪污数额分成“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虽看起来比较原则，但无疑是实事求是之举。
与改变具体数额的规定相比，另一个变化同样重要——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不再简单与贪污金额挂钩，还同时兼顾考虑到“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前些年，内蒙古阿荣旗检察院原检察长刘丽洁，曾因“借豪车”被质疑。这样的借款、借物，免费使用豪车、豪宅，在新的法条下，或许就能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认定了。“数额士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
不过，这样的规定，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担心。有不少网民认为，删除具体的标准后，自由裁量空间扩大，立案、量刑等环节，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打消这样的顾虑，需要具体的司法解释跟进。其实，通过司法解释甚至具体的司法实践，来根据不同情况精确地调整具体的标准，也是更科学的选择。
法律并非“死”的规定，而是应该有“活”的调整。只有通过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民意不断对话，法律才能寻找到最好的切入点，真正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贪污受贿“5000元起步”的标准，形成于18年前。想想1997年的物价水平，就能对这个问题有更直观的感受了。当然，法律也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法律权威之所在。如何在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之间寻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正是立法者需要回答的考题。
应该说，经过近三年强力的打虎拍蝇，反腐败已经进入了一个攻坚期、深水区。国内外都有很多舆论，在看反腐败“往哪里走”。在这一阶段，让反腐败走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是必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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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在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 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
刑法修正案(九)自2013年开始起草，收受礼金罪只是其中新增的罪名之一，但因其事关反腐而备受关注。
制定收受礼金罪的用意，在于弥补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与反腐要求的脱节。不仅如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多处了解，刑法修正案(九)还将对受贿罪量刑进行规范化，受贿罪量刑标准将不再以5000元、5万元、10万元三个“尴尬”的数字为量刑标准。
拟增设收受礼金罪
“收受礼金罪将是独立于受贿罪的新罪名，而不是受贿罪的附属罪名”，9月28日，刑法学权威、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储槐植告诉记者。
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这意味着，“被告人构成受贿罪，必须在主观上和客观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储槐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但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变相受贿行为，即官员慢慢被收买，却无法证明其为他人谋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腐败分子的贪腐数额特别巨大，最后进入司法程序时，受贿数额却只有几千万、几百万的原因，大量的贪腐金额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找不到因果关系”，一名接近立法机关人士说。除此之外，缺少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还会引起有些被告人的不服。
多名刑法学者证实，收受礼金罪已写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收受礼金达到一定数额，哪怕证明不了为他人谋利也可以定罪”，储槐植说。
“当然，收受礼金罪的量刑也要比受贿罪轻一点”，他说。
在上述接近立法机关人士看来，增设收受礼金罪，是中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协调的问题。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足以构成受贿罪，并未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呼吁设立收受礼金罪最早出现在1997年，刑法学者周振晓当年在《杭州大学学报》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在刑法中增设非法收受礼金罪。
亦有刑法学者表示不同 意见 ，9月28日，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多名刑法学者表示不需设立收受礼金罪，“而只需对现有受贿罪构成要件进行重构”。
今年8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曾表示，可以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做一些修改，但是，不宜完全取消，否则可能将一些正常人情往来也变成犯罪行为。
受贿罪量刑不再“唯数字论”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反腐败的规制，还包括重构受贿罪的量刑标准。
现行《刑法》中，受贿罪量刑标准参照贪污罪，划分为4个标准：受贿10万元的，处10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受贿5万元不满10万元的，处5年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受贿数额在5000元不满5万元的，处1年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只受行政处分。
这在现实中造成了量刑标准的不统一，“比如有人受贿8万元，被判刑8年，但有人受贿80万元，却可能只被判11年”，原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说。
“因此，在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时，希望像盗窃罪那样，取消受贿罪量刑的具体数字标准”，张泗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储槐植告诉记者，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时，有意见称取消受贿罪量刑中五千元、五万元和十万元的具体数字标准，只使用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等模糊概念，“具体数字标准用司法解释确定”，他说。
“这种意见在起草刑法修正案(八)时就已提出，但在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前一个月，被取消了”，储槐植说。
“司法实践中，有很多人提出疑义。有人认为，受贿罪5000元的起刑点数额是在1997年提出的，现在应该大幅提高，至少提高10倍。”9月28日，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广西政法干部学院教授欧锦雄说。
还有观点认为起刑点应该降低，原因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应该大于盗窃罪，而盗窃罪的起刑点数额是1000元至3000元”，他介绍，“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应该‘零容忍’，因此量刑起点不设数额”。
欧锦雄的观点是，以最低工资倍数作为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由于最低工资是最弱势职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可以体现出受贿罪被害人的痛苦程度”。
受贿罪量刑标准的进一步明确，是量刑规范化制度推进的一部分。经过多年试点，2010年，最高法院印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范了15个罪名的具体量刑标准。
有知情人士称，这15个罪名涵盖了我国全部刑事案件总数的75%，但不包括受贿罪。上述知情人士称，有关部门已计划扩大量刑指导意见中的罪名数量至约30个。
受贿罪量刑中另外的缺陷，在于其并未设置管制刑和罚金刑，这在司法实践中带来的结果是，受贿犯罪大量应用缓刑，造成轻刑化严重，带来对受贿罪犯打击力度过轻的质疑。
附属刑法我国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走向 (三)
贡献者回答我国的附属刑法立法目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源于其采取的单一、依附性和散在型立法方式。在缺乏明确司法解释的情况下，这种立法模式导致了立法、司法及理论上的混乱。主要缺陷有： 规定过于笼统，对于既有刑法典或单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往往采用“依法处罚”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模糊表述，难以在法律不明确时执行，缺乏明确规定，易造成定罪量刑的随意性，挑战罪刑法定原则。
罪名不协调，部分附属刑法规范的罪名不明确，影响司法实践中的统一认定，破坏了与刑法分则在罪名上的协调性。
罪状不协调，包括创制的犯罪行为在刑法典中无对应条款，不同性质和罪过的犯罪行为比照带来的冲突，以及依附立法方式导致的刑罚牵强附合问题。 为了改进这种情况，我国的附属刑法立法应考虑采用多样化的立法模式。包括依附性散在型立法（概括式、明示式、比照式），独立性散在型立法，以及可能的编纂型立法。特别是在新创犯罪行为无相应比照时，应倾向于独立性散在型立法，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完善附属刑法立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立法的修订、废止等多个环节。虽然全面编纂短期内难以实现，但采取上述立法模式进行改革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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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刑法是指规定在经济法规、行政法规等非刑事法律中的有关犯罪的刑罚的附属刑法规范的总称。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则是指对这些附属刑法规范立法时所采取的表现方式的类型。附属刑法立法是世界各国刑法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体系内容和形式的附属刑法规范和立法模式，是互为表里的。完整、科学的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既是一个国家刑法立法高度完善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折射出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水平的高低。
刑法条文法定刑 (四)
贡献者回答法定刑是指包含有罪刑关系的条文所规定的适用于具体犯罪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四种附加刑。在刑法分则条文中，针对每一种犯罪的不同情况，从九种刑罚方法中选择适用于该种犯罪的刑罚种类加以规定。法定刑表明了国家对于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人的谴责和否定评价，体现了立法上罪刑相适应原则。 国家通过法律对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作出评价，并在这一评价的基础上规定与犯罪相适应的刑罚。法定刑的种类包括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
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法定刑的刑种和刑度只有一个，法官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这一规定就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的条文数量极少。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而犯罪并不是千篇一律没有变化的。任何一种犯罪都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情节，即使是两个同一种犯罪之间也是有各种各样区别的，不管犯罪的情节如何都只能适用一种刑罚方法予以处罚，显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 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是指只规定对某种犯罪予以刑罚处罚，但是却没有规定对该种犯罪应当适用的刑种和刑度。这一缺陷非常明显，与法制要求不相符合。我国刑法中没有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
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是指在刑法分则条文中，针对每一种犯罪的不同情况，从九种刑罚方法中选择适用于该种犯罪的刑罚种类加以规定，所选择的刑罚方法既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几种。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既考虑了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更能适应犯罪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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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条文中的定义具有规定性和权威性两大特点，条文主要涉及到罪状、罪名、法定刑三方面的内容。根据定义方法的不同，我国刑法条文中的定义可分为实质定义、外延定义和语词定义三种类型。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刑法应采用定义明示式的罪名模式。
刑法四要件 是哪一些 . (五)
贡献者回答一、我国刑法规定有四百多种犯罪，从构成要件上进行分析，每一种犯罪都具备四个方面的要件：即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客体。
(1)犯罪主体。是指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每一种犯罪，都必须有犯罪主体，有的犯罪是一个人实施的，犯罪主体就是一人，有的犯罪是数人实施的，犯罪主体就是数人。根据刑法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犯罪的，构成单位犯罪，因此，单位也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2)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所具有的心理状态。犯罪主观方面的心理状态有两种，即故意和过失。比如犯盗窃罪，犯罪人希望将他人财物窃为己有;犯故意伤害罪，犯罪人希望造成他人身体受到损伤的结果。
有的犯罪是过失性质的，如失火罪，犯罪人就具有疏忽大意的心理状态。在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该单位对犯罪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员也同样具有主观心理状态。
(3)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比如犯诈骗罪，犯罪人具有虚构事实、欺骗他人的行为，贩毒罪具有贩卖毒品的行为，等等。
(4)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是不同的，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直接针对的对象，如杀人罪、伤害罪，犯罪对象是具体的被害人，而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这种社会关系。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各阶级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 ，并给予犯罪嫌疑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广义刑法、狭义刑法相联系的，刑法还可区分为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
普通刑法指具有普遍使用效力的刑法，实际上即指刑法典。特别刑法指仅使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国，也叫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后的刑法自2015年11月1日开始施行。这也是继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后通过的第九个刑法修正案。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具体些说，也就是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该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嫌疑人 刑罚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广义上的刑法不仅仅指刑法典，还包括对刑法典中局部内容进行修改补充的决定或补充规定，如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也包括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如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一章中有16个条文作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此外还有“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行使监督检查职权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对刑法典进行局部修改补充的决定或补充规定，理论上称为单行刑法；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理论上称为附属刑法。所以，广义刑法是由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组成的。
狭义刑法则仅指系统地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刑法典。在我国，即指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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