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 (一)

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

答经典案例参考：前世纪审判——辛普森杀妻案

作 者：陈 伟

橄榄球超级明星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涉嫌杀人案，震惊全美，堪称20世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世纪大案之一。不少人认为，辛普森腰缠万贯，不惜花费重金，聘请了号称天下无敌的"梦幻律师队"（Dream Team）为自己开脱罪名。这帮律师唯利是图，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利用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以及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漏洞，把掌握着"如山血证"的检察官和警方证人驳得目瞪口呆，最后说服了陪审团全体成员，将杀人凶手无罪开释。这场全球媒体瞩目一时的"世纪审判"（Trial of the Century），无疑是对美国司法制度的极大讽刺和嘲弄。

然而，事过多年之后，根据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档案和涉案当事人的回忆，人们惊奇地发现，洛杉矶市警方在调查案情过程中，未能严格遵循正当程序，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失误，致使辛普森的律师团能够以比较充足的证据向陪审团证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杀人元凶，很有可能有人伪造罪证，用栽赃手法嫁祸辛普森。

（一）有钱未必能使鬼推磨

谈起辛普森一案，无论黑人白人都承认，假如辛普森是个雇不起一流律师的穷光蛋，那他非进大狱不可。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理儿。可是，如果细琢磨一下，这个理儿好像又有点儿说不通。原因在于，若是论有钱，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Mike Tyson）比淡出体坛多年的辛普森有钱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强奸遭到起诉后，尽管他同样花费天文价格，聘请了一帮名律师出庭辩护，但仍然无法摆脱被定罪的命运，在大狱里结结实实地蹲了好几年。那么，何以泰森落入正义之网，而辛普森却能逍遥法外呢？

有一种解释是，泰森案陪审团以白人为主，而辛普森案陪审团成员多为黑人。黑人特别抱团，自然会偏向黑人球星。但是，这个说法同样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审员中，虽然有9名是黑人，其中却有8位是女性。一些研究陪审团的专家认为，这一构成对辛普森特别不利。根据美国学者对"黑人女性最讨厌啥样儿的黑人男性"这一社会学课题的统计和调查，最让黑人女性来气的黑人爷们儿有两种：一种是出名发财后立马就娶一个白妞儿当老婆的烧包；一种是动不动就对媳妇拳打脚踢的粗汉。而辛普森恰好把这两种坏样儿全占了。

辛普森于1947年生于旧金山市的黑人贫困家庭。他曾获得全美大学橄榄球联赛的最高荣誉奖海斯曼奖。进入职业联赛后，他先后在纽约水牛城鹰嘴队（Buffalo Bills）和旧金山淘金者队（San Francisco 49ers）担任主力，创造过一个赛季带球冲刺2003码的惊人记录（至今未被打破），被誉为橄榄球职业比赛史上的最佳跑锋。退出体坛后，辛普森又投身影视和广告业，在电影《裸枪》（Naked Gun）和《杀手势力》（Killer Force）中扮演主角；在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国家广播公司（NBC）担任体育评论员；在美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赫兹（Hertz）担任形象大使。另外，由于英文橙汁（OrangeJuice）一词的缩写恰好与辛普森名字的缩写OJ一样，所以佛罗里达一家饮料公司特意邀请他拍摄橙汁的促销广告，使OJ这个英文缩写成为美国体育英雄和超级广告明星的代名词。

辛普森成名之后，一向有"花花公子"和"外黑内白"的名声。与空中飞人乔丹（Michael Jordan）和魔术师约翰逊（Magic Johnson）等著名黑人球星不同，辛普森对赞助黑人贫民区的活动和投资项目毫无兴趣，却热衷于跻身富有白人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除了幼年好友柯林斯外，他的哥们儿无一例外都是白人。同时，他也只对白人性感女郎感"性趣"。为了"脱黑"，他甚至不惜重金聘请语音校正专家，反复练习，改掉了一口浓重的黑人贫民区口音。1977年，辛普森在一家高级餐厅与漂亮迷人、金发碧眼的白人女侍者妮可·布朗（NicoleBrown）一见钟情，不久便与第一任黑人妻子离异。1985年辛普森与妮可结婚后，因妮可怀疑他在外面有"二奶"，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妮可曾多次打电话报警，指控辛普森对她拳打脚踢。

辛普森案后，几位黑人女性陪审员一再表示，她们并未因被告是黑人而影响裁决，或对被告产生任何个人好感。在扬名天下、腰缠万贯之后，辛普森休掉黑人糟糠之妻，另娶白人金发女郎一事，极大地伤害了全美黑人女性的自尊心；而辛普森打骂白人妻子的粗暴行为，更使普天下不分肤色的所有女性不寒而栗。另外，在美国的刑事案审判中，12名陪审员中只要有1人持有异议，就会出现"死锁"（Dead Lock）现象，即所谓"悬而未决的陪审团"（Hung Jury）。在此情况下，法院要重定开庭日期，控辩双方要重选陪审员听证和审案。所以，辛普森案陪审团做出被告无罪的一致判决，与黑人构成陪审团主体并无绝对和必然的关系。

那么，陪审团究竟凭啥得出了被告无罪的一致结论呢？依照美国法律，作出判决的唯一依据只能是证据。美国是一个司法公开的国家，不仅刑事审判对公众开放，而且重大刑事案件的原始档案，如法庭记录、起诉书、证人供词、审问笔录、旁证材料、法医鉴定书、检方和辩方律师的开庭陈词和总结陈词等，在结案后都要全部对公众开放。根据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档案，陪审团之所以判定辛普森无罪，与警方和检方在办案和起诉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使呈庭证据无法令人信服有直接关系。

（二）警方办案三大失误

尽管辛普森案是所谓世纪大案，但是，从这个凶杀案的刑事调查过程来看，洛杉矶市警方在侦破案件、搜集罪证、遵循正当程序等方面漏洞百出，涉案警官和刑事检验人员的专业素养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根据已公开的刑事调查记录和涉案当事人的回忆，警方在办案过程中至少出现了三个重大失误，对这个谋杀案的结局产生了极大影响。

1.忽视现场勘查常识

1994年6月12日深夜11点50分，在洛杉矶市西区邦迪街（Bundy），一条名贵的纯种日本狼狗狂吠不已，爪子上沾满血迹，使一对散步的夫妇心生疑惑，尾随这条狼狗，来到一座西班牙式高级公寓楼前，结果发现了两具鲜血淋漓的尸体。他们吓得魂不附体，立刻狂敲隔壁住家大门，想借电话报警。但是，深更半夜的敲门声，却把宅主吓得半死，以为来了劫匪，便立刻打911电话报警。洛杉矶市警署两位警官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是一宗恶性人命案后，他们便呼叫重案处的刑警前来增援。

大批刑警赶到现场后，经初步调查，证实被害的白人女子35岁，名叫妮可，是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被害的白人男子25岁，名叫戈德曼（Ronald Goldman），是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的侍者。两人皆因利刃割喉致死。妮克的脖子几乎被割断，咽喉和颈椎骨都裸露在外，刀口喷着鲜血；戈德曼身中30余刀，死于颈部静脉断裂和胸腹腔大出血。凶杀现场血腥弥漫，惨不忍睹。辛普森与妮可的两个孩子尚在二楼熟睡，没有目睹这可怕的场面。

死者身份辩明后，西区警察分局局长布歇（Keith Bushey）决定，派几位刑警赶赴相距约4公里的辛普森住宅，通知他前妻遇害但孩子无恙的消息，并让辛普森着手安排把两个受惊的孩子带回家。另外，警方考虑到辛普森是被害人前夫，他的安全也在警方的关注之处中。这时，一位名叫福尔曼（Mark Fuhrman）的白人刑警自告奋勇，要求带队前往。在1985年的一次家庭纠纷中，妮可被辛普森殴打后报警，福尔曼曾上门处理过他们的家庭暴力案，知道辛普森住宅的准确地址。于是，主持调查凶杀案的瓦纳特（Philip Vannatter）警长便率领福尔曼等四名警探驱车前往辛普森住宅。

布歇局长从第一犯罪现场直接调派警官前往辛普森豪宅的决定，铸成了警方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原因在于，前去的四位白人警官都曾进入过血迹遍地的第一杀人现场勘察，他们的警靴和警服上很有可能已不小心沾染了血迹。照常理，布歇局长应当派几位压根儿就没进入过第一现场的警官去通知辛普森，防止第一现场的血迹与后来被警方宣布为第二现场的辛普森住宅的血迹发生交叉沾染，这是刑事案现场勘查的基本常识。可是，警方在辛普森案中却完全忽视了这种常识。在采集证据和保护现场方面，警方也出现了很多忽视常识的重大失误。案发之后，大批刑警和刑事检验人员迅速来到现场，但法医却跚跚来迟，在案发10小时后才来到现场，错过了准确地鉴定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最佳时机。法医在解剖尸体时，不但没对尸体进行X光检查和采集妮克的右手指纹，而且对妮可死亡前是否受到性侵犯未作任何医学鉴定，致使破案线索大大减少。为了"保护"现场，警方人员顺手从妮克的公寓中拿了几条白被单，小心翼翼地盖在了尸体之上。可是，由于辛普森与妮克离婚后仍然藕断丝连，案发数周前他曾在妮克公寓过夜，并经常来公寓看望孩子，被单上难免会有他的头发或皮屑，结果致使检方呈庭证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根据案发现场照片，辩方专家发现，妮可尸体裸露的肩膀上有七点血滴。从这些血滴的形状和滴落方向看，它们不可能是妮可本人滴落的。根据常识推理，这些血滴很可能是妮可倒地后，有人流着血从她尸体旁走过时滴落的。因此，如果这些血滴不是来自另一名被害人戈德曼，那一定就是凶手滴落的。这样，如果能证明这些血滴属于辛普森，那么他的嫌疑便倍增。可是，当辩方专家向警方检验人员提出查验这些血滴时，他们深感惊讶，因为警方完全忽视了这些血滴的重要性。妮可的尸体在解剖前已进行冲洗，这些血滴永远消失了。

2.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6月13日清晨5点，四位白人刑警来到建有围墙的辛普森住宅。他们在前门按了很久电铃，但一直无人应门。这时，福尔曼独自一人，沿围墙搜索了一圈，发现围墙后门的路上停着一辆白色福特野马型越野车。经细心观察后，福尔曼高声叫瓦纳特警长过来察看，说在驾驶员位置的车门把手上发现了微小血迹。温纳特和另两位警官看到血迹后大惊失色。他们担心住宅内的人有生命危险，便决定进入住宅，进行紧急搜查。

这一搜查之举，对这个世纪大案的结局有很大影响，因为警官们当时没有搜查许可证。依照美国的司法观念，警察是一种合法的暴力和必要的邪恶，对这一机构的权力必须予以严格限制，否则它将沦为专制暴君和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工具。想当年，为了防止官府和警察为非作歹，滥用权力，任意搜捕和祸害小民百姓，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明文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或扣押状。西谚中所谓"私宅就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提法，具体地落实在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之中。

191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诉美国案（Weeks v United States,1914）中首次明确规定，联邦法院在审判时，必须把警方用非法搜查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外，这是美国警方人人皆知的"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1961年，最高法院在迈普诉俄亥俄州案（Mapp v Ohio,1960）中规定，"排除规则"同样适用于各州法院。据此判例，警务人员若要进入民宅搜查，必须向法官宣誓担保，不但要以书面形式列举证据和理由，而且要详细说明搜查的地点、范围和时间。经法官审核批准，颁发许可证之后，才能进入民宅搜查。另外，警察只能在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行动，并应在搜查后向法庭提交所获证据报告。警察如果违法搜查，不但会受到警纪严惩，而且会造成所获证据在法庭审判时一概作废的严重后果。法官如果违规颁发搜查证，将面临被弹劾和遭到刑事起诉的危险。

在美国的司法判例中，涉及搜查和扣押的规定千变万化。几乎在每一起刑事案中，辩方律师的首要工作，就是挑战警方搜查和采集证据的程序是否合法。但是，有关搜查的法律法规极为复杂，缺乏清晰明确的规定。比如，警察拦截和搜查平民违法，但是，如果有人超速驾车，则警察有权拦截驾车人并开出罚单。但如果警察趁机要求搜身和搜车，则驾车人有权当场拒绝。可是，如果警察无意中在车后座发现了类似大麻的烟蒂，在没有搜查许可证的情况下，警察是否有权搜车？如果警察搜遍全车后没发现毒品，却意外地发现了非法枪枝，那么，警方的搜车行动是否违宪？搜获的非法枪枝是否能作为呈庭证据？对于这些复杂的法律问题，并无统一的标准和答案，只能由法官在审判时审时度势，酌情裁决。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犯罪率急剧上升，"排除规则"遭到美国社会各界极大指责。批评者认为，过于严格地实施"排除规则"，将会给警方破案造成极大困难。在很多情况下，仅仅由于警方粗心大意或急于求成，未能严格遵循程序，致使很多罪犯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逍遥法外。尼克松总统执政后，先后任命了四位保守派人士出任大法官要职，试图推翻或修正"沃伦法院"那些对罪犯"心慈手软"的判例。此后，最高法院对"排除规则"的解释略有改变。1984年，最高法院在美国诉里昂案（United States v Leon,1984）中规定，当搜查不完全合乎程序要求时，如果警方的所作所为具有"良好诚信"（Good Faith）和"合理相信"（Reasonable Belief），法院在审案时可以引用搜获的证据。

在辛普森案中，涉案四名警官皆为老手，每人都有20年刑事侦查经验。对于限制警方搜查的案例和法规，他们恐怕比初出茅庐的律师了解得还要多。稍有法律头脑的警官都应明白，美国诉里昂案的裁决虽然对警方有利，但这个判例对所谓"良好诚信"和"合理相信"的解释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而体坛巨星辛普森涉嫌杀人一案，毫无疑问将是轰动全美的世纪大案。为了防止被辩方律师钻空子，警方应当格外谨慎，严格遵循法律程序。

在辛普森案中，从当时福尔曼发现血迹和长时间无人应门的情况看，四位警官擅闯民宅之举，勉强可以算是具有"合理相信"。但是，警官们进入住宅后，一旦发现辛普森及其家人没有生命危险，就应停止搜查。只有当与法官取得联系，申请到搜查许可证后，才能对辛普森住宅进行合法搜查。

但令人费解的是，在没有面临迫在眉睫危险和非紧急情况下，福尔曼警官独自一人，迫不及待地在辛普森宅内继续搜查，结果铸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决定进入住宅后，福尔曼自告奋勇，抢先翻越围墙，从里面打开前门，四位警官便直奔豪宅。可是，按了很久的电铃，仍然无人应门。于是，他们绕行到住宅后边，去三间独立客房敲门。在第一间客房，有一位睡眼惺忪的白人出来应门，他自称是辛普森的哥们儿，名叫凯林（Kato Karlin）。他告诉警察，辛普森和第一任黑人太太生的大女儿住在隔壁第二间客房。当刑警们把辛普森女儿从梦中敲醒后，瓦纳特焦急难耐地向她询问辛普森的去向。她回答说，父亲已于昨夜赶搭飞机到芝加哥，参加一场赫兹公司很早就已经安排好的高尔夫球商业比赛。警官当即打长途电话给辛普森，告知他前妻遇害的噩耗。辛普森闻讯大惊，表示将迅速赶回洛杉矶。

当瓦纳特等人询问辛普森女儿和打电话时，福尔曼在隔壁单独盘问凯林，打听昨晚有无异常情况。凯林称，大约在晚上10时45分左右，他听到客房背后一声巨响，墙壁上的挂画都被震动得摇晃起来，他当时以为是轻微地震，没放在心上。福尔曼疑心大起，立即拔出手枪，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到客房后搜查。大约18分钟后，福尔曼高声叫来其他刑警，说在屋后悬挂式空调机下的走道上，发现了一只沾有血迹的右手黑色皮手套，这只手套与在凶杀案现场发现的另一只手套相配。但是，在血手套现场没发现其它血迹以及可疑的脚印和痕迹。福尔曼解释说，估计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之时，凶犯潜逃在屋后，一不留神撞在了空调上，在惊慌失措中遗落了手套。

发现血手套后，刑警们又找到了更多线索。他们发现，在围墙前门车道，以及从前门通往住宅大门的小道都有血滴的痕迹。这样，警方认为已有足够理由怀疑辛普森是凶杀嫌疑，便宣布辛普森住宅为凶杀案第二犯罪现场，正式向法官申请搜查许可证。在后来的搜查中，福尔曼在二楼卧室的地毯上发现了一双沾有血迹的袜子，它成为指控辛普森涉嫌杀人的重要证据之一。

可是，福尔曼在没有搜查许可证和非紧急情况下，单枪匹马地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使警方出现了涉嫌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严重问题。依照美国法律，在某些人命关天的特殊情况下，警官可以用电话或其它现代化通讯手段与法官取得联系，法官了解现场情况后，可以口头授权警察进行搜查。只有在面临生命危险或罪证可能被销毁的紧急情况下，警察才能破门闯入民宅搜查。可是，警官们进入辛普森住宅后的境遇并非如此。

在预审时，辩方指控白人警探心怀偏见、先入为主，早在案发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内定为主要嫌犯，然后故意寻找借口，闯入民宅非法搜查。这样，假如法官判决警方违宪，则搜获的血迹和血手套都会成为"压下不用的证据"（suppressed evidence），不能在审判时呈堂。但法官听取了警方的辩解后，裁决搜查行为合法。尽管如此，在庭辩期间，面对辩方律师的穷追猛打，福尔曼死活也解释不清，作为一个有多年刑事侦察经验的老手，在非紧急情况下，明知没有搜查许可证，为何仍然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在住宅内大肆搜查？辩方借此怀疑，福尔曼之所以急不可耐地闯入住宅搜查，很可能是为了借机伪造证据，用栽赃手法嫁祸被告。

3.警官携带血样返回现场

6月13日中午12点，当辛普森从芝加哥匆忙赶回洛杉矶时，警方已封锁了他的住宅。主持调查的瓦纳特和兰吉警官让他到警署总部来一趟，澄清一些疑点，辛普森当即随口答应。

这时，辛普森的私人律师要求随同前往，但辛普森坚持说，自己与凶杀案绝对无关，用不着律师。在盘问开始之前，瓦纳特向辛普森宣读了"米兰达告诫"，提醒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请律师在盘问时在场。但辛普森同意放弃沉默权，独自一人与两位刑警谈了半个多小时，希望能给警方提供一些破案线索。照常理，如果辛普森是杀人凶手，沾有血迹的手套和袜子还遗留在客房后和卧室地毯上，杀人时刺破的手指伤口未愈，就是借他10个胆，恐怕他也不敢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与经验丰富的刑警周旋。在案发当天那种心绪激荡、大受刺激的情况下，如果他在盘问过程中颠三倒四、自相矛盾、谎言连篇、破绽百出，他的口供将成为检察官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在美国社会中，犯罪嫌犯拥有沉默权的"米兰达告诫"家喻户晓。如果心怀鬼胎，他完全可以依法拒绝审问，或者至少要求律师在审问时坐镇压惊。但是，辛普森并没这样做。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警方白白浪费了单独审问辛普森的千载良机。在多年的破案生涯中，警官们似乎已习惯于嫌犯像榆木疙瘩一样一声不吱，极少碰到过嫌犯自愿地放弃沉默权的好事，把盘问嫌犯的谋略和技巧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在审问过程中，两位刑警非常客气，没有盘问辛普森在案发之日的具体行踪，他们提出的问题既缺乏逻辑又不连贯，远远低于警校低年纪学生水准。按常理，警官们应当刨根问底，穷追猛打，尽可能地套出更多口供，把盘问一直进行到辛普森不愿回答问题或请求律师在场时为止。可是，警官们竟然草草收兵，主动结束了审问。这样，警方既没得到任何破案线索，也没得到任何可以用来起诉辛普森的口供。事后，主持起诉的检察官气得七窍生烟。

在审问过程中，瓦纳特告诉辛普森，警方已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些可疑血迹。辛普森当即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样品，以便澄清真相。于是，警署的护士便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样品。按常规，为了防止血样凝固和变质，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样中添加了防腐剂（EDTA）。这时，瓦纳特注意到，辛普森左手用绷带扎住，且有肿胀迹象。辛普森解释说，手指不知咋整的弄破了。对于弄破的具体时间，他解释得含含糊糊，前后矛盾。征得辛普森同意后，瓦纳特指挥摄影师将伤口拍摄下来。值得一提的是，辛普森此时仅是犯罪嫌疑人，法官虽已颁发搜查许可证，但尚未正式颁发逮捕令。辛普森如果心里有鬼，他完全可以拒绝与警方合作，拒绝抽取血样和拍摄伤口照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样后，瓦纳特警长并未将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遥的警署刑事化验室，反而却携带血样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凶杀案现场。整整三个小时之后，瓦纳特才磨磨蹭蹭地将血样交给了刑事检验员丹尼斯·冯（Dennis Fung），后者当时正在现场取样勘查。天下竟然有如此荒唐的刑警，居然手持嫌疑犯的血样，在血迹遍地的凶杀案现场遛达了三个小时之久。在庭审时，面对辩方律师的质问，瓦纳特解释说，根据工作条例，所有证据必须先登记编号，然后才能送交刑事化验室存档。而丹尼斯·冯正是负责登记编号的警员，所以他才携带血样回到了犯罪现场。可是，辩方死死抓住这个重大疑点，大加渲染。辩方律师卡克伦把瓦纳特和福尔曼贬称为"一对骗子"。使陪审团对警方涉嫌违法乱纪、栽赃陷害的疑虑大大加深。

瓦纳特身携血样返回第一犯罪现场，铸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第三个重大失误。在庭审时，警署护士出庭作证时说，他那天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约7.9至8.7毫升血液样品。可是，辩方专家在警方实验室只发现了6.5毫升的血样。换言之，大约1.4至2.2毫升的辛普森血液样品竟然不翼而飞。辩方借此怀疑，瓦纳特携带血样回到第一犯罪现场，很可能是为了借机伪造证据。

（三）公路追捕与刑事起诉

警署审问和抽取血样之后，辛普森得知自己已沦为头号嫌疑罪犯。为了避开新闻媒体的骚扰，他暂时躲在一位律师朋友位于半山腰的神秘豪宅中，开始筹组"梦幻律师队"。辛普森借用橄榄球术语，给自己挂上了球队老板兼指导的头衔。负责协调指挥全队进攻的"四分卫"（Quarterback）角色，由大名鼎鼎的犹太裔律师萨皮罗（Robert Shapiro）担任。他曾出任好莱坞影星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的律师。冲锋陷阵的跑锋要职，由著名黑人律师柯克伦（Johnnie Cochran）担任。此公在70年代出任过洛杉矶市副检察长，后来下海开业，成为法律界声望极高的大律师，曾帮助音乐巨星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打过官司。

萨皮罗律师人脉极广，颇有运筹帷幄之才。他从波士顿请来了著名刑事律师李贝利（Lee Bailey），此公被誉为美国律师界最拔尖的盘诘高手之一；从纽约请来了舍克（Barry Scheck）律师，他是擅长在刑事案中应用DNA证据的头号权威；从阿尔巴尼请来了解剖和法医专家贝登（Michael Baden）博士，他曾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案中担任首席法医。由于辛普森案的管辖权属于加州法院，应用加州法律和司法判例，萨皮罗邀请加州法律专家、加州大学圣塔克拉拉校区法学院院长乌尔曼（Gerald Uelmen）入伙，他曾为"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1971）的主角艾尔斯伯格（DanielEllsberg）担任过辩护律师。

阵容如此强大，萨皮罗仍不放心，由于警方涉嫌非法搜查，事关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萨皮罗又说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德肖维奇（Alan Dershowitz）加盟。这位教授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哥德伯格（Arthur J. Goldberg,1962-1965任职）的法律助理，是全美声望极高的宪法权威和上诉律师。为了确保胜诉，萨皮罗又叫上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李昌钰（Henry Lee）博士出任专家证人。此公是美籍华裔刑事鉴识专家，以精湛、独特的刑事侦查与证据鉴识技术享誉国际警界，因屡破奇案被媒体誉为"当代福尔摩斯"。此外，辛普森悬赏50万美元巨款，奖励提供破案线索的举报人，并雇佣了几位著名私人刑事侦探调查凶杀案真相。据行家估算，维持"梦幻律师队"正常运作的全部开销，至少应在600万美元上下。

6月17日上午8点，即案发5天后，根据现场血迹化验和DNA测试结果，检方决定立案起诉辛普森。警方要求他在上午10点准时投案自首。此时，"梦幻律师队"中的萨皮罗律师、贝登博士、李昌钰博士等人正在向辛普森了解案情，从他身上采集头发和血液等检验样品。萨皮罗以辛普森情绪低落、心理不稳为理由，请求警方延缓几个小时。上午11时，警方拒绝了延缓的请求，并派出刑警前往神秘豪宅逮捕辛普森。

中午12时左右，当刑警赶到豪宅时，辛普森突然失踪了。临行前，他留下了一封诀别信，信中说："我与妮克之死毫无关系。我爱她，一直都非常爱他，而且将永远爱她。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的话，那只是我爱她太深。"结尾写道："请不要为我悲伤，毕竟我一生辉煌，又有好友无数。请大家记住真正的OJ，而不是眼前这个在人生中迷失方向的人。"下午3时，警方在电视上了公布了辛普森的照片和汽车牌照资料，宣布他是在逃通缉犯。萨皮罗律师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媒体宣读了辛普森的诀别信，并在电视上请求辛普森不要轻生。

那么，辛普森打算远走高飞、畏罪潜逃吗？似乎不太像。当天下午5点56分，警方在加州高速公路上发现了辛普森的白色野马车。在长达约6个小时的时间中，他乘坐的越野车一直在洛杉矶市郊徘徊。

据辛普森自己解释，他只是到安葬妮克的墓地去了一趟，悲痛欲绝。驾车司机是辛普森的铁哥们兼队友柯林斯，他一边驾车一边用汽车电话与警方通话，声称辛普森此时躺在后坐，手持枪支，情绪沮丧，如果警方强行截车捕人，辛普森有可能会自杀。

6月17日下午，恰好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总决赛的第五场，纽约尼克斯队大战休斯顿火箭队。笔者那天球赛看得正来劲儿，没想到，当警方发现了辛普森的越野车后，全美各地电视台突然临时中断节目，画面一律改为现场直播警车跟踪白色野马车的实况，真让人扫兴。这时，辛普森终于开始与警方对话，他同意束手归案，但要求先回趟家，跟没娘的孩子和家人打声招呼。警方担心出人命，便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白色

介绍美国监狱制度~类型等> (二)

答美国监狱分为6类：由州政府福利局管辖；由州政府的社会事业局管辖；由州政府公共安全局管辖；由州政府社会事业局与福利局管辖；由独立的监狱局管辖；由州政府监察委员会管辖。

全美国有5000个监狱和拘留所，雇佣了42万狱警和工作人员。刑事司法专家称，从重判刑、创记录的毒品罪犯数量和高犯罪率导致美国不论监狱人口还是监禁率都堪称世界之最（截至2015年）。

刑事司法改革已经成为当代美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决策者需要直面刑事司法危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令人悲观的现状。

联邦刑事法典有4500部法律，且不包括政府有关刑事惩罚的规定，联邦犯罪清单太长、太模糊，人们在日常工作或业务中不知不觉中就有可能违背了许多联邦法律。

美国教育部调查发现，1979年到2012年间，州和地方地方政府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上的支出增长了107%，而在刑罚上的支出增长了324%。

根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最新报告，有11个州花在监狱和拘留所的钱比花在公立高校上的钱还要多。这11个州为密歇根、俄勒冈、亚利桑那、佛蒙特、科罗拉多、宾夕法尼、新罕布什尔、特拉华、罗得岛、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州。

今天美国全国监狱系统的雇员人数，已经超过任何一个500强企业在全球的总雇员，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花费约300亿美元兴建新监狱。

至今每年还继续投入超过300亿美元进行监狱的运营和维护，总投资规模已经接近美国对教育系统投资的7倍，从而创造出如此庞大的“监狱GDP”。

请简述一下美国的司法制度 (三)

答美国司法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何家弘

美国司法制度(一) ——美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渊源

与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相比，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至今，美国才走过200多年的历程。即使追溯到“五月花号”船在普利茅斯登陆的1620年或者英格兰移民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殖民区的1607年，美国的历史也不过400年。

随着殖民区生活的安定和人口的增长，人们逐渐认识到，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离不开司法机构。詹姆斯敦的移民在1619年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了北美第一个法院，审理各种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尔后，其他殖民地也纷纷效仿。这些法院名义上是由英国国王下令设立的，但实际上是由当地居民组建的。法官由殖民地的行政长官兼任或者由当地居民推选。

在早期的刑事审判中，北美殖民地法院普遍采用控告式诉讼制度，即由原告提起诉讼，被告进行辩护，法官审查双方的证据并做出判决。起诉者可以是受害人或其亲友，也可以是警务官和司法行政官等地方官员，但这些官员也是以私人名义把被告人送上法庭的。这种制度与当时英国的“私诉”制度大同小异。

但是没过多久，殖民地的刑事起诉制度就开始背离英国的“私人起诉主义”，逐渐转向公诉制度。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起诉权首先从被害人扩大到一般民众，即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也可以行使起诉权，一些殖民区还开始在重大犯罪案件的起诉前召集当地居民代表对案件进行审查；后来又出现了专门负责刑事起诉的大陪审团和检察官。

1635年，马萨诸塞建立了北美殖民地上第一个大陪审团，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居民或官员滥用起诉权力。1641年，弗吉尼亚也建立了大陪审团。大陪审团的基本职能是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并决定是否将案件提交审判。1643年，弗吉尼亚殖民地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检察长。作为英国国王在该殖民地的代表，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在法院审判中提供法律咨询并维护国王的利益。随后，其他殖民地也相继设立了检察长，其中有些检察长已具有明确的刑事起诉职能。例如，马里兰在1666年设立检察长，其职责就是向大陪审团提交刑事起诉书并以总督顾问的身份出席刑事案件的审判。

虽然英国也有检察长，但是殖民地检察制度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英国的模式，因为那里有更为丰富多样的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例如，17世纪中期纽约地区（当时叫“新荷兰”）的居民结构非常复杂，包括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丹麦人等。由于荷兰人最先在那里定居而且已经统治了数十年，所以该地区的法律制度以荷兰传统为基础。1653年，该地区建立了一个以荷兰法院为模式的殖民地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3名法官和1名司法官组成。该司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提起公诉，因此他实际上是北美地区最早的地方检察官之一。1664年，英国获得了对纽约殖民地的管辖权之后，其行政长官理查德•尼科尔斯开始修改当地的法律制度。然而，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荷兰的法律制度，而是逐步修改，使英国的普通法与荷兰的法律传统融合在一起。虽然原来设在法院中的司法官被取消了，但是其公诉职能却由英国传统的司法行政官继承下来。

在北美殖民地的县一级政府中设立检察官，标志着地方检察制度的形成。在这一方面，康涅狄格殖民地是先驱者。1662年，康涅狄格率先设立县检察官，负责刑事案件的起诉。1704年，康涅狄格又成为北美第一个明确建立公诉制度的殖民地。其法律规定，无论受害人及其亲属是否提出指控，各县的检察官都有权代表地方政府和人民对所有刑事案件提出起诉。

这种“康涅狄格模式”很快就被其他殖民地效仿。

由于殖民地的检察长是英国政府的代表，而县检察官是地方任命的官员，所以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经常产生职权上的冲突。例如，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县于1686年任命了当地的检察官，负责刑事案件的起诉。不久后，宾夕法尼亚总督任命的检察长又给该殖民地的每个县任命了—名代理检察长，也负责各县的刑事起诉工作。县检察官和代理检察长经常在行使公诉权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然而，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代表了北美殖民地的发展趋势，因此在地方与“中央”的公诉权力之争中，地方逐渐占据上风。一方面，各县检察官相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一些代理检察长也以不同方式脱离殖民地检察长的控制，转化为地方官员。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初，联邦总统需要一位法律顾问来帮助他处理各种法律事务。1789年，国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总统任命一名联邦检察长。其职权包括：在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提起公诉；参与联邦政府可能为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应联邦总统或各部首长的要求提供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意见等。

联邦地区检察官的设立是由1789年的“司法条例”（the Judiciary Act）规定的。地区检察官统一由总统任命。他们负责起诉那些应该由联邦法院管辖的违法犯罪案件，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司法管辖区内享有几乎毫无限制的独立的公诉权。联邦检察长虽然被视为联邦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员和首席公诉官员，但他与各地区联邦检察官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他无权干涉地区检察官的事务。

实际上，联邦检察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一个非专职的政府法律顾问。他可以从事自己的私人法律业务，而且直到1853年他才被要求把办公地点设在联邦政府内。

至此，最能代表美国司法制度特点的检察体制已具雏形。

美国司法制度(二)——美国的审判机关

美国共有52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包括联邦法院系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系统和50个州法院系统。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国的最高法院，其决定对美国各级各类法院均有约束力，但是联邦法院系统并不高于州法院系统，二者之间没有管辖或隶属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法院系统为“双轨制”，一边是联邦法院，一边是州法院，二者平行，直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辖的案件种类不同。在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那些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案件；在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以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涉及“联邦性质问题”、以及发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间而且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州法院的管辖权比较广泛。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都属于州法院。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审理的。在诸如加利福尼亚等大州，州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可以高达百万；而所有联邦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不过其四分之一。

联邦和大多数州的法院系统都采用“三级模式”，只有内布拉斯加等几个州采用两级模式。所谓“三级模式”，就是说法院建立在三个级别或层次上，包括基层的审判法院、中层的上诉法院和顶层的最高法院。当然，各州所使用的法院名称并不尽同。例如，在纽约州，基层审判法院叫“最高法院”；中层上诉法院叫“最高法院上诉庭”；实际上的最高法院则叫"上诉法院"。

“三级模式”并不等于“三审终审制”。实际上，联邦和大多数州采用的是“两审终审制”，即诉讼当事人一审败诉后只有权提起一次上诉。从理论上讲，当事人在一审之后可能还有两次甚至三次上诉审的机会。但是，请求上诉法院再审是当事人的权利，请求最高法院再审就不是当事人的权利，而是最高法院的权力了。“权利”与“权力”，虽仅一字之差，但意义相去甚远。在前一种情况下，法院必须受理当事人的上诉；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没有受理的义务，只有当法院认为必要时才受理。当事人若想获得后一种上诉审，必须得到法院的“上诉许可令”（Leave to Appeal）或者“调卷令”（Writ of Certiorari）。

当然，也有一些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了“三审终审制”，或者规定在某些种类的案件中采用“三审终审制”。例如，在纽约州，绝大多数案件的当事人都有两次上诉的权利；在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凡是被告人被判死刑的案件都适用“三审终审制”。另外，某些在州法院系统败诉的当事人还可以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四审”。当然，究竟什么案件可以得到这种特别的关照，法律上一般不做明确规定，决定权掌握在联邦最高法院那9名大法官的手中。

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无论是普通法院还是特别法院，都可以根据基本职能不同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审判法院（Trial Courts），一种是上诉法院（Appellate Courts）。一般来说，美国的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的职责分工是明确和严格的。审判法院只负责一审；上诉法院只负责上诉审。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和某些州的最高法院例外，它们既审理上诉审案件，也审理少数一审案件。

美国的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法官“独审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审判并做出判决。上诉审法院则采用“合议制”，即由几名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中级上诉法院的合议庭由3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的合议庭则由5名、7名或9名法官组成。此外，根据案件的种类和当事人的意愿，审判法院的审判可以有两种形式：法官审（Bench Trial）和陪审团审（Jury Trial）。

在此值得专门介绍的是合众国最高法院（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即联邦最高法院。它是美国惟一由联邦宪法直接设立的法院。该法院位于首都华盛顿。其职能包括审理联邦上诉法院的上诉案件，审理各州最高法院的上诉案件（如果涉及联邦法律问题的话），以及审理宪法规定其可以直接审理的一审案件。一审案件的数量很少，不足其审理案件总数的十分之一。一审案件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州之间的纠纷，而且多与地界有关，如因河流改道而引起的土地归属权纠纷；也有些案件属于两个或多个州对某亿万富翁的财产征税权纠纷。

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途径有二：其一是上诉权；其二是调卷令。当事人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非常少。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当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是由3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合议庭做出的时候，当事人才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如前所述，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独审制，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组成合议庭。一种情况是重新划分立法区；一种情况是国会希望快速解决某个宪法争议问题。在1990年的“合众国诉伊奇曼”一案中，为了迅速解答国会禁止非法焚烧美国国旗的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联邦地区法院就采用了合议庭审判。这种合议庭由两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和一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组成。

调卷令是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主要途径。要获得最高法院的调卷令，诉讼当事人首先要提出申请，然后由大法官们投票决定是否受理。最高法院每年收到的调卷令申请在6000件左右，但是其受理的案件一般不超过200件。最高法院认为其主要职责不是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判决，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维护联邦法制。因此，其发布调卷令的案件中往往涉及不同法院对联邦法律的不同解释，例如，两个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联邦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或者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与联邦最高法院以前的判决有不一致之处等。

自成立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最少时为5人，最多时为10人，目前由9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人为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由9名大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内的9名大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审判，他们并不承担中国法院院长们所熟悉的行政管理职能。

美国司法制度(三)——美国的检察机关

美国的检察体制具有“三级双轨、相互独立”的特点。所谓“三级”，是指美国的检察机关建立在联邦、州和市镇这三个政府“级别”上。所谓“双轨”，是指美国的检察职能分别由联邦检察系统和地方检察系统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扰。美国的检察机关无论“级别”高低和规模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

美国的联邦检察系统由联邦司法部中具有检察职能的部门和联邦地区检察官办事处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调查、起诉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并在联邦做为当事人的民事案件中代表联邦政府参与诉讼。联邦检察系统的首脑是联邦检察长，同时也是联邦的司法部长。虽然他是联邦政府的首席检察官，但他只在极少数案件中代表联邦政府参与诉讼，而且仅限于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其主要职责是制定联邦政府的检察政策并领导司法部的工作。实际上，司法部中的大多数部门都与检察工作无关，只有几个处具有检察职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刑事处。美国共有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每区设一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和若干名助理检察官组成。他们是联邦检察工作的主要力量。在一般案件中，他们自行决定侦查和起诉，但要遵守联邦检察长制定的方针政策。在某些特别案件中，如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和重大的政府官员腐败案件，他们往往会寻求司法部刑事处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要得到联邦检察长或主管刑事处工作的助理检察长的批准才提起公诉。

美国的地方检察系统以州检察机关为主，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领导的机构组成。州检察长名义上是一州的首席检察官，但他们多不承担公诉职能，也很少干涉各检察官办事处的具体事务。在大多数州中，州检察长与州检察官之间都保持着一种顾问指导性关系。州检察官的司法管辖区一般以县为单位。他们是各州刑事案件的主要公诉人，通常也被视为所在县区的执法行政长官。一般来说，各地警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都会接受检察官的指导乃至指挥。

市镇检察机关是独立于州检察系统的地方检察机关，但并非美国的所有市镇都有自己的检察机关。在有些州，市镇没有检察官员，全部检察工作都属于州检察官的职权。在那些有自己检察机关的市镇，检察官员无权起诉违反联邦或州法律的行为，只能调查和起诉那些违反市镇法令的行为。这些违法行为称被为“微罪”，多与赌博、酗酒、交通、公共卫生等有关。不过，市镇法令中有关“微罪”的规定与州法律中有关“轻罪”的规定相重复的情况屡见不鲜。

多样性是美国检察机关的基本特征。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不同，或者说其负责的案件种类不同，所以其职能部门的设置有所不同。例如，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负责调查和起诉的分别是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和违反州法律的犯罪，因此其设置职能部门时必然要以其负责的案件种类为依据。其二，检察机关的规模大小不同，或者说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多少不同。例如，伊利诺斯州库克县（含芝加哥市）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多达900人；而内布拉斯加州斑纳县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仅1人。芝加哥市检察官手下有230名“助检”；而与之相邻的埃文斯顿市检察官手下只有3名“助检，而且该检察官本人还同时兼任另外两个城市的检察官。其三，检察机关的专业分工不同，或者说其人员的专门化程度不同。毫无疑问，小型检察机关内很难有正式的专门化分工，因此这种分工主要在大中型检察机关中。专门化分工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纵向分工或程序分工为主；一种是以横向分工或案件分工为主。纵向分工犹如工厂里生产“流水线”上的分工。检察人员根据工作程序上的阶段划分，分别负责收案、预审听证、大陪审团调查、法庭审判、上诉等阶段的检察工作。横向分工是根据案件种类进行的分工。而这种分工可有不同层次：首先，一般检察官办事处负责的刑事案件可分为重罪和轻罪两大类；其次，重罪和轻罪都可以分为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再次，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又可以具体划分为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等，而且每一种犯罪仍可以进一步划分。目前，美国的大中型检察机关多采用纵向分工与横向分工相结合的模式，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检察机关的多样性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检察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积极性，可以使不同检察机关的内部结构更好地适应机关的任务性质和工作量，防止出现人浮于事和工作分配不均的现象。但是，检察机关的多样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整个检察系统的协调发展。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很难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整个系统的运作标准，也很难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水平。由于检察机关在社会的执法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所以美国检察系统的这种不平衡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近年来，美国一些学者在不断呼吁改变检察系统的不统一现状，一些地区也做出了改革的努力。然而，分散制仍然是美国地方检察系统的基本特征。

美国司法制度(四)——美国的警察机关

美国的50多万名警察分属近两万个相互独立的警察机关，平均每个警察机关的警员不足30人。然而，一些大的警察机关人员上万，所以，实际上美国有很多警察机关的人员不足10人，其中最小者只有警察局长1人，真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然而，这些警察机关无论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在辖区内享有独立执法权。美国的警察机关分别隶属于联邦、州、县、市镇四级政府。

美国联邦负有警察职能的机关多称为执法机关。主要的执法机关分别隶属于司法、财政、内政和国防四个部。其中，司法部下属的有6个，即联邦调查局、毒品管理局、移民归化署、监狱管理局、联邦法院管理局和联邦法警局；财政部下属的有5个，即烟酒火器管理局、国内税收署、联邦保密署、联邦海关署和总督察署；内政部下属的有5个，即印弟安人事务局执法处、国家公园管理局森林警务处、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国家公园警察局和总督察署；国防部下属的有8个，即总督察署、国防调查署、陆军部犯罪调查局、陆军部情报及保安局、陆军部军事警察总队、海军部调查局、空军部保安警察处和特别调查处。此外还有联邦邮政总局的邮政稽查署等等。

美国各州法律制度的传统和现状并不相同，因此其警察机关的体制也不一样。从名称上来看，有的叫州警察局，有的叫州公路巡警队，有的叫州执法局，有的叫州公安局。这种名称上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分散型警察体制的特点。

美国的州警察机关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巡警模式，或称巡警型警察机关。这种州警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实施州交通法规、调查和预防交通事故、纠正和处罚交通违章行为、保障公路安全。加利福尼亚州的公路巡警队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二种是执法模式，或称执法型警察机关。这种州警察机关负有完全的执法职责，包括犯罪侦查、维护治安、实施法令、公路巡逻等。伊利诺斯州警察局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三种是两元模式，或称巡警－执法模式。这种州警察机关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一个负责公路巡逻，一个负责一般执法工作。例如，佛罗里达州的公路巡警队负责州公路的巡逻和发生在州公路上的轻微刑事案件的侦查；而佛罗里达州执法局则负责一般性执法工作，包括发生在州公路上的严重刑事案件的侦查。

除上述三种类型的州警察机关外，美国各州还有一些较小的州警察机关和负责某个领域的专门执法机关。前者如州立公园警察局和州立大学警察局；后者如州毒品管理局。从理论上说，州执法机关有权在全州范围内执行警务。但是在实践中，州警察机关一般都避免介入市镇警察局的管辖范围，而把执法力量集中于没有建立自治警察局的地区和州属公路上。当然，由于州警察机关往往具有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所以它们经常向州内较小的警察机关提供疑难案件侦查、法庭科学鉴定、信息情报检索和各种专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美国共有大约3000个县级执法机关。这些执法机关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县司法局模式；一种是县警察局模式。前者是美国传统的县级执法机关模式，县司法行政官是县的执法长官，负责本县的警务。目前美国的绝大多数县都采用这种模式。后者是一种较新的县级执法机关模式，县警察局长是县的执法长官，负责本县的警务。目前美国仅在一些县市合一的地方采用这种模式，如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韦尔县。这种县警察局的体制与一般市镇警察局的体制相同。

根据执法权力的大小，县司法局模式又可分为两种：其一，县司法行政官的职权仅限于管理监狱和维持法庭秩序，即仅有狱警和法警的职能；其二，县司法行政官的职权包括犯罪侦查、维护治安和交通管理，即负有全部执法职能。在第二种情况下，县司法行政官手下多建有专门的警察局，有些地方的司法行政官就兼任警察局长。

市镇警察是美国警察的最主要力量，其人数约占美国警察总数的四分之三。美国的城市一般都建有自己独立的警察机关，或称“自治警察机关”。不过，这些市镇警察机关的规模相差甚远。例如，库克县境内有121个市镇警察局，共有警员1.6万多人。其中，芝加哥市警察局有警员近1.3万人；此外还有5个警察局的人数在百人；而绝大多数警察局的人数只有几十人或几个人。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呼吁加强执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和提高执法活动的统一性，甚至建议合并警察机关。他们指出，“零散型”警察体制不利于犯罪侦查工作。一方面，那些“微型”警察机关根本无力开展有效的侦查破案工作；另一方面，这种警力“割据”状态也是犯罪侦查工作的障碍。特别是在对付跨地区犯罪的问题上，侦查工作缺乏统一指挥，有时甚至还存在警察机关之间的“消极竞争”。他们提出用“都市警察”、“城镇警察”和“乡村警察”这三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来代替现行地方警察体制的设想。然而，这种合并警察机关的建议受到许多美国人的反对，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警察局的反对。他们认为，合并警察机关的做法违反了美国传统的“自治警察”和“当地居民有权选择警务方式”的原则；不利于根据各地的特点开展警务工作，而且会损害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利益。总之，分散制是美国社会的传统，是美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要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

美国司法制度(五)——受人尊敬的美国法官

美国共有大约700名联邦法官，2.7万多名州法官。联邦法官由总统任命，但须得到联邦参议院的批准。另外，总统在提出联邦法官候选人名单时一般都会征求美国律师协会的意见，尽管这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地区法院的联邦法官是终身制，专门法院的联邦法官是任期制。州法官一般都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作法很符合19世纪以前美国那种以小城镇为主的社会生活方式。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人口流动的增加，公众对选举法官渐渐失去了兴趣，而且对法官候选人往往所知甚少。于是，法官普选失去了实际意义，选举结果很容易被政党领袖控制。各州的法官都是任期制而不是终身制。州审判法院法官的任期为4年、6年或8年；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为6年、8年或10年。

终身制并不等于一定要服务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法官可以因健康状况而退休，也可以因其他理由而辞职，但这些都必须是法官自己主动提出的。联邦法官被免职的惟一途径是弹劾。美国宪法规定，弹劾包括法官在内的联邦政府官员的理由是其犯有“叛国罪、受贿罪、或其他严重犯罪和轻罪”。弹劾联邦法官，首先要由联邦众议院投票通过弹劾指控，然后由联邦参议院进行审判。审判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由全体参议员听证并投票表决。如参议院判定有罪，该法官即被罢免；如参议院判定无罪，则该法官继续任职。弹劾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处分措施，所以很少使用。自美国建国以来，一共只有9名联邦法官受到弹劾，而且其中只有4人最后被参议院判定有罪。各州地方法官的弹劾方法和程序与弹劾联邦法官基本一样。

19世纪以前，美国的法官一般都不是律师协会的成员，甚至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法律培训。那时主持法院审判活动的人多为不懂法律的“外行法官”。今天，美国法官的情况已大为改变。除少数审理轻微犯罪案件的基层法院外，其他法院的法官都必须具备律师资格。实际上，美国法官一般都有多年的律师实践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法官属于“律师法官”。

由于美国的法学院属于“本科后”教育，学生毕业后还要从事一定年限的律师实务，包括检察官和公共辩护律师等政府工作，最后才能坐到法官席上，所以美国法官的年龄一般都在40岁。偏爱成年法官是美国的传统，也体现了美国人的司法理念。做一名合格的法官，不仅需要系统的法律知识，而且需要丰富的诉讼经验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另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也是公正恰当地行使司法权力的重要保障，成熟的人才能做出“成熟”的判决，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往往难当此重任。

美国法官属于“政治色彩较浓”的人物。从他们的个人生涯来看，他们或者有经过竞选担任行政长官或立法机关成员的资历，或者有担任政党领袖或组织者等积极参与和组织竞选活动的经历。特别是那些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从政”的时间往往要长于其从事法律工作的时间。诚然，他们一旦当上了法官，就不能再参与政党的政治活动了，这是司法独立原则的基本要求。但是，他们在被任命或当选之前的政治态度，显然还会影响其主持司法工作的理念。于是，在法院的社会功能等基本问题上，有些法官可能是“自由派”的，强调法院在维护社会正义和保护人权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另一些法官可能是“保守派”的，坚持法院不应过多地介入或干涉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活动。

虽然法官不能在审判活动中公开宣称自己支持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但是法官的政治倾向是公开的，至少是半公开的，因为法官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的观点总会以一定形式在其判决意见中表现出来，而法官的判决意见是公开的。正因为如此，许多有经验的律师在诉讼之前都会认真阅读本案法官以前的判决意见，以便了解其政治倾向，分析其可能对本案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制定诉讼策略。

美国法官具有很高

明白了起诉书的原文按照纽约检察官的说法这项都是违反了纽约州刑法的第的一些关键内容，希望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丝便捷，倘若你要认识和深入了解其他内容，可以点击天枢律网 的其他页面。